当《快乐大本营》不再快乐 娱乐帝国的生与死(组图)


作者|小满 小葵

编辑|江岳

01

要刺激,要娱乐!

1997年1月1日,这是湖南电视台正式上星播出的日子。

就在一年前,刚刚创办的湖南经视上升势头异常凶猛,自制综艺节目《幸运3721》更是取得了高达66%的惊人收视率,这也让“老大哥”湖南电视台感到压力倍增。

这种情况下,时任湖南电视台台长的曾凡安开启了大刀阔斧的改革,全台节目除《湖南新闻联播》外全部撤换,并开始实施品牌战略和周末战略,自制综艺《快乐大本营》成为台里力推的重磅。

早在湖南电视台上星之前,《快乐大本营》就开始了策划部署,但最终送审的四个样片都未能让领导满意,审了两期节目的曾凡安说:

“一是没有摆脱传统的文艺晚会的模式,观众的互动参与不够,现场难以交流;二是内容定位上娱乐性、刺激性不够,摆脱不了以往晚会围绕中心主题的束缚,过分注重教化功能,而娱乐功能不足。”

围绕着“娱乐性、刺激性、互动感、去教化”的内容定位,栏目组又紧急赶制了第五期《快乐大本营》,节目彩排当天,湖南广播电视厅、台两级领导都到现在亲自督战。

时任湖南广播电视厅厅长的魏文彬当场决定,今后两个月将《快乐大本营》栏目给予制作费扶持,如果两个月内节目打不响名堂,就要连团队带节目一起撤下来。

经过节目组的紧张筹备,1997年7月11日,《快乐大本营》的首期节目终于在湖南卫视正式开播,那是周五的晚间黄金档,21岁的李湘在镜头前难掩青涩,她喊出了那句“快乐大本营,天天好心情”。

当时谁也不会想到,这档综艺节目一播就是24年。

在第一期节目中,《快乐大本营》的节目编排还是以传统晚会中的歌舞、杂技、游戏、小品为主,当晚最大的腕儿莫过于成功骑摩托飞跃黄河的艺人柯受良。

在节目里,柯受良得到了“英雄”般的礼遇,手捧鲜花的孩子们为他戴上了鲜艳的红领巾,接受完李湘和李兵的访谈之后,柯受良还为所有观众献歌一曲《河》。

凭借强调“娱乐与刺激”的节目定位,《快乐大本营》不仅成功挺过了两个月的试验期,并且在1998年成功捧回了第16届金鹰奖“综合性文艺节目”奖,与它一起获奖的还有《1998年春节联欢晚会》。

《快乐大本营》在国内名声大震。台长魏文彬经常接到朋友的索票电话,有人甚至为了带孩子看节目,专程从北京飞来。

凭借《快乐大本营》不断飙升的收视率,湖南卫视在上星的第一年,就凭借广告经营创造了5000多万元的营收,自此开启了商业化之路。

在新千年的首期节目里,整期节目几乎变成了奥迪新车的展销会,厂商在舞台上隆重推出了最新车型奥迪A6,此后,健力宝之夜、乐百氏专场、神龙富康之旅……都陆续走上了湖南卫视的电视荧屏。

而《快乐大本营》的很多游戏,至今依然在年轻人中流传。在《传播的游戏论》一书中,心理学家威廉·斯蒂芬森集中探讨了传播的游戏性质,他提出:

“传播的目的不是完成任何事情,而只是一种满足感和快乐感的部分,因此传播的功能只在满足人的娱乐需求……回到愉快的状态之中。”

毫无疑问,《快乐大本营》以娱乐至上的审美价值,深刻影响了一代中国年轻人的追星喜好,也催生了新世纪后第一场“明星+商业”的流行文化大狂欢。

02

暗潮

世纪之交,《快乐大本营》的收视率一飞冲天。

同时,节目过于娱乐化的倾向也引起了国家广电部门的注意,全国电视同行曾多次对这种偏激文化现象进行过专题研讨。

1999年,在北京电视周的台长论坛上,时任湖南电视台台长的曾凡安刚刚发表完讲演,坐在他身边的一位电视同仁便悄悄对他说:

先前在顺义培训中心召开的一个座谈会上,《快乐大本营》受到了大家的批评围攻。有人说全国的综艺节目一窝蜂推出,但大多数品位低下,甚至有价值导向问题,这都是“快乐”带来的。

“快乐”,其实就是《快乐大本营》的代名词。

最敏感的时刻,谁都知道,只要上面不发声不定调,底下对于“快乐”的攻讦质疑就不会止息,大家也都在静静等待。

2000年全国“两会”的台长会议上,有关《快乐大本营》的争议才有了定论。

那次会议结束时,国家广电部宴请会议代表,席间有关领导告诉曾凡安:有高层领导同志连续看了几期节目,认为节目在价值导向上没什么问题,大家在一周工作之后需要放松、需要愉悦。《快乐大本营》提供了这种愉悦,让人很开心很轻松,但节目仍然需要研究如何进一步提高的问题。

时任中宣部部长丁关根甚至开口:“感谢你们为全国人民提供了一档好节目。”

这句话,让湖南广电上上下下吃了定心丸。2004年,湖南卫视正式提出“快乐中国”的口号,推出了《超级女声》《金鹰节》等节目——事后看来,属于湖南卫视的黄金时代,就此拉开了帷幕。

那年的《超级女声》中,安又琪夺冠,但人气最高的却是季军,长相甜美的四川女孩张含韵。她唱的《酸酸甜甜就是我》成为很多人对《超级女声》最早的回忆,也成为了湖南卫视娱乐帝国的背景音乐。

2004年,湖南卫视的收视率和广告创收位列全国省级卫视第一名。前台长魏文彬的那段话开始广为流传:“娱乐就是娱乐,要做到位,不要装腔作势,只要是健康的,无害的,怎么做都可以,还讲什么风格呀!”

但对于《快乐大本营》而言,2004年并非什么好年头。

《快乐大本营》大红之后,国内卫视纷纷跟风,推出大量同类型综艺节目。8月,《快乐大本营》全国31城收视率跌至1.07%,份额仅为2.02%,陷入创办以来的最低谷。10月,更沉重的打击来了:李湘宣布离开。

对于《快乐大本营》的忠实观众而言,这不亚于一场失恋。

从开播第一期开始,她在主持位上站了七年,是节目的灵魂人物。七年里,她从未请过假,每周五(后来改成周六)晚上总会准时出现在屏幕中,高喊着“快乐大本营,天天好心情”,提醒你:辛苦的一周工作已经结束了。

制片人龙梅曾经回忆那段时间的煎熬,节目组人员变动很大,她自己也很茫然,“节目录制时我就知道不行,但是又提不出更好的方向,只能周而复始地重复自己,有时录到中途我就忍不住走了。”

《快乐大本营》最终实现了自救。

它通过主持人的更换,实现了为节目输血的目的:先是“主持人”淘汰赛,由观众在何炅、李维嘉、谢娜三人中,淘汰二人;再通过《闪亮新主播》选拔,挑选出新人海涛和吴昕,先前被淘汰的李维嘉和谢娜,担任节目评委;最终,五人成团,组成新的“快乐家族”。

期间,感情牌被节目组用到了极致。很多人在多年后回忆时还记得,“当时守在电视机前看那场淘汰赛,哭得可惨了”。

大戏落幕,先前的阴霾也一扫而光。除了新的主持人阵营,节目还加入了脱口秀、明星访谈等内容。到2006年时,《快乐大本营》的收视率已经回到了先前的位置。

03

流量

2012年4月,韩国SM娱乐有限公司推出了12人男子组合,EXO。

2个月后,其中6名成员出现在《快乐大本营》录制现场:吴亦凡、张艺兴、鹿晗、金钟大、金珉锡、黄子韬。这是他们在国内大型综艺的首次亮相,也是“归国四子”辉煌事业的起点。

《快乐大本营》的演播厅里,记录过很多明星最青涩的时光:

比如北京电影学院的大三学生陈坤,他笑容羞涩,总爱低头。那年他参演了电影《国歌》,更多时间在忙着学习和论文,准备明年的毕业。他的演艺生涯,要在第二年参演电视剧《像雾像雨又像风》之后,才能被改变;

比如刚刚出道的章子怡,20岁的她扎着简单马尾,穿着高领毛衣,素面朝天;

比如第一次来内地做宣传的周杰伦,那是2001年,《双截棍》成为中学校园广播里出现频率最高的单曲,节目里,他戴着鸭舌帽,说话不多,不太跟观众做眼神交流;

比如出道刚刚半年的TFBOYS,三位十四五岁的少年,脸上全是少不更事的稚嫩。

这些人,很多在后来都登上了事业的更高峰。

这与《快乐大本营》的定位有关。它瞄准了宣发期的艺人,把自己变成娱乐圈流量生意的重要一环。前制片人龙梅说:

“明星希望宣传自己的新电影、新剧、新专辑、新书、新形象等,明星公司会和我们来沟通。我们一旦接了你的单,一定会贴身服务,每个上节目的明星,会打造一套突出他的特点的流程,双方合作保证高收视率。”

《快乐大本营》最核心的创作团队,其实只有二十几人,这些人分为四组,每组每个月负责一期节目,更多的时间里,团队成员都在做嘉宾的详细背调,设计主持人的访谈和游戏环节。在嬉笑打闹和游戏中,嘉宾就完成个人或者作品的宣发。

请明星不用花钱,在很长时间里都是龙梅的骄傲。她在2012年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,节目开播以来,什么都在涨,唯独“快本”的制作费涨幅很小,一期节目的制作费只有十几万,大部分都是花在了服装、道具、舞美上。

“主持人的费用也不高,因为他们拿台里的固定工资。按照一年的五十期节目来算,制作成本绝对不会超过一千万元,可是换来了高达一个亿的冠名费,加上黄金时段的广告费,去年《快本》的广告收益超过了8亿元。”

《快乐大本营》参与了流量红利的制造,也成为其中的受益者。

明星会老去,但娱乐圈永远有新人涌现,形成新的流量。《快乐大本营》的生命力,也随之得以延续。

不过,成也流量,败也流量。

当吴亦凡涉嫌强奸罪被捕,他参加节目的视频很快被芒果TV下架。当畸形饭圈成为众矢之的,《快乐大本营》也难逃帮凶之嫌——为了让自家在节目组被照顾,粉丝会集资,为“快乐家族”购买LV等名牌礼物。

当娱乐圈饭圈化,“快乐”的溢价也水涨船高。

04

“快乐”的黄昏

对李兵、黄海波还有印象的人们,恐怕多数已经不记得,上一次看《快乐大本营》是什么时候了。

在1998年何炅加入之前,李兵和黄海波,先后担任过《快乐大本营》的男主持。见过他们主持的观众,如今年龄应该都在30岁以上了。

《快乐大本营》18周年时,节目组曾经去各大高校采访那些流失的观众,得到很多不看《快乐大本营》的理由:流量艺人不认识、话题设置太幼稚、不必要的游戏环节太多了。

关于《快乐大本营》,知乎上有人评价:

“快乐大本营一直都好看,在每个人十几岁的时候。”

《快乐大本营》的目标受众是16岁至24岁的青少年,这个定位,从来没有进行过太多调整——尽管何炅和李维嘉都已经年过四十。

人都会长大,长大的观众,都会慢慢抛弃《快乐大本营》。这注定它会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回忆。

但回忆自有力量。很多人虽然不再追新,却也不舍得这份“快乐”。有人考研失败,收到消息后,看了一整晚的“快本”;有人白天工作不顺心,下班找出几年前的“快本”,笑到肚子疼,然后忘记自己是因为什么不开心。

“快本”,就像青春期种下的一棵树,偶尔还能为疲倦的成年人,提供一方绿荫。

于是,当《快乐大本营》的停播传闻在10月9日出现,这档24岁的老节目,还是冲上了热搜。无数人发出了青春结束的唏嘘。

湖南卫视后来给出了解释:“周六晚上黄金档《快乐大本营》升级改版、更新换代,集中力量创新,打造全新的主题积极健康、价值导向鲜明、老百姓更加喜闻乐见的精品综艺节目。”

《快乐大本营》或许还在,但“快乐”已经不是它的全部。

“快乐”的黄昏,其实早就降临在马栏山。

2011年10月,国家广电总局下发了《关于进一步加强电视上星综合频道节目管理的意见》,即业内所称的“限娱令”。《意见》对上星频道的娱乐节目数量和时长都做出了严格限制,湖南卫视两大王牌综艺,《快乐大本营》《天天向上》的节目时长,都从此前的120分钟减至90分钟。

更重要的变化是,潮水已经涌向新的海域。

互联网建起了新的流量池,成为新规则的制定者与主导者。数据显示,2015 年上半年观众人均每日收视时间为 156 分钟,相比 2012年上半年下降了13分钟,同时,45岁以下的年轻观众电视消费时长逐年下降,这类观众正在迅速远离传统电视。

互联网的重要性,电视湘军当然知晓。湖南人素来有“敢为天下先”的闯荡精神,湖南广电也很早就拥抱了互联网。

早在2014年,由台转网就被列为湖南卫视的战略中心,重金打造的芒果TV,成为湖南卫视的独家网络播出平台,如今,它也是包括爱优腾在内的所有上市长视频企业中,唯一实现盈利的一家。

但这些光鲜,都与《快乐大本营》无关。

它陷在自己的困境里。无论是主持人还是节目样式,它都缺少新鲜血液。节目内容只能在芒果 TV 独播,反而限制了它在互联网的传播度。

相比短视频、直播带货和游戏,24岁的《快乐大本营》,“快乐值”不太够了。

这是一个最不缺娱乐和刺激的时代,每一秒钟,都有新鲜的短视频在上传,每一分钟,都有全新的网红在诞生。

这又是一个最需要文化慰藉的年代。娱乐狂欢留下的空虚,让人们渴望文化的滋养,于是,《中国诗词大会》《朗读者》等文化类节目大受欢迎。

即使没有停播传闻,24岁的《快乐大本营》,已经疲态尽显。

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。

在一切娱乐都显得陌生而离奇的时代里,它带来过最简单的快乐。当属于80、90后的那个疯狂大笑、八卦追星的娱乐时代一去不复返,《快乐大本营》要么改变自己,要么追随时代而去。

何炅曾经在《向往的生活》中被黄磊问到:“你会不会有哪天不录快乐大本营了?”他不假思索回答:“我不可能不录,除非这个节目不录了。”这份长情,如今也笼罩在落日余晖之中。

24年前的那个夏天,《快乐大本营》在群舞《快乐是世界上最亮的星》中开场了。演职人员用尽全力,歌颂着快乐,召唤着快乐。

24年后,当卫视要回归卫视,当快乐不再是那颗“最亮的星”,告别的音乐已经响起。

至少,是告别人们记忆里的,所有人会洋溢着笑容,大声唱起“啦啦”“啦啦”“啦啦啦啦啦”的那档《快乐大本营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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